《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评论专刊，全书包括了“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等八篇文章。笔者希望这卷《当代音乐评论》有自身的“生命力”。不仅仅能广泛影响人们，而且能自然影响其所遇到的陈词滥调。我们追寻富有活力的学术性，力求全面。尽管文集篇幅非常有限，但笔者与同事们试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展现一幅真实可靠的景象（尽管只是介绍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音响新世界。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努力结果只是一种“无生命力的容器”。每篇文章都有其动机，以及各种不同的对象并试图将它们归到一起。的确，这些文章（通过暗示）在进行一场富于活力的相互对话，探讨展现这种新音乐的意义的最佳方式。其中一些强调其普遍的意义，另一些则强调其与特定文化环境的牢...(展开全部)

《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评论专刊，全书包括了“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等八篇文章。笔者希望这卷《当代音乐评论》有自身的“生命力”。不仅仅能广泛影响人们，而且能自然影响其所遇到的陈词滥调。我们追寻富有活力的学术性，力求全面。尽管文集篇幅非常有限，但笔者与同事们试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展现一幅真实可靠的景象（尽管只是介绍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音响新世界。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努力结果只是一种“无生命力的容器”。每篇文章都有其动机，以及各种不同的对象并试图将它们归到一起。的确，这些文章（通过暗示）在进行一场富于活力的相互对话，探讨展现这种新音乐的意义的最佳方式。其中一些强调其普遍的意义，另一些则强调其与特定文化环境的牢...(展开全部)

【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音乐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变革。1908年12月21日，随着勋伯格《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终乐章在维也纳第一次响起，已经摇摇欲坠的调性体系在此时此刻终于解体，古典主义的优雅与凝练和浪漫主义的缠绵与浓烈彻底变成了历史的回响，变成了再也无法归返的永恒过往。应当如何接受“新音乐”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了有力的答案。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写下了一系列美学论著，而《新音乐的哲学》无疑就是其中最重要、最具奠基性的作品之一。 【编辑推荐】 “奥斯维辛后，写诗是残忍的。”——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可能就会想起这句话。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名言正来自这本书的作者阿多诺。 阿多诺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以研究黑格尔哲学...(展开全部)

《新音乐的哲学》是阿多诺的早期著作之一，从1940年开始写作到首次出版，共花费了10年时间。阿多诺在本书中探讨了他眼中的现代音乐发展。全书共由绪论与两个大部分组成：“勋伯格与前进”（Schönberg und der Fortschritt）以及“斯特拉文斯基与重建”（Stravinsky und die Resauration）。自从瓦格纳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音乐创作中大大增加半音型的重要性并以此影响了他之后的所有西方作曲家，于是，人们熟悉的调性体系在二十世纪初终于濒临崩溃，在这之后，音乐的发展的两个相反方向：由勋伯格为代表的激进潮流，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所领导的“回归传统”潮流。 阿多诺在本书绪论中论述了社会与历史语境是如何使音乐向新的方向发展。勋伯格所领军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首先打破了调性体系并使用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序列）规范并控制音乐。阿多诺认为，勋伯格的贡献是让音乐顺应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斯特拉文斯基则努力让音乐回到更为人们所接受的调性体系之内，而这事实上是一种倒退。当然，阿多诺也在本书中努力将这两个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说明了，它们都是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20世纪初，西方音乐中调性体系解体，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了历史的回响，在这之后，音乐前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各自给出自己的解答。对此，在《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调性体系的解体是音乐、思想、历史与文化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精神在工业文化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但却真实的声音。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坚持遵循这个必然的趋势，处在“进步”一极；而斯特拉文斯基和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作品，都以各自的方式力图倒退回精神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状态，这让主体在这些作品中遭到消解，因为复古意味着忽视历史为主体所带来的苦痛，忽视主体在此时此刻的感受，处在“倒退”的一极。 在阿多诺看来，进步和倒退并不必然等同好与坏，应辩证地看待。具体说来，勋伯格的毫不妥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商业化社会所做出的防御性反应，所以有着消极的成分，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复古...(展开全部)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展开全部)

《新音乐的哲学》是阿多诺的早期著作之一，从1940年开始写作到首次出版，共花费了10年时间。阿多诺在本书中探讨了他眼中的现代音乐发展。全书共由绪论与两个大部分组成：“勋伯格与前进”（Schönberg und der Fortschritt）以及“斯特拉文斯基与重建”（Stravinsky und die Resauration）。自从瓦格纳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音乐创作中大大增加半音型的重要性并以此影响了他之后的所有西方作曲家，于是，人们熟悉的调性体系在二十世纪初终于濒临崩溃，在这之后，音乐的发展的两个相反方向：由勋伯格为代表的激进潮流，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所领导的“回归传统”潮流。 阿多诺在本书绪论中论述了社会与历史语境是如何使音乐向新的方向发展。勋伯格所领军的第二维也纳乐派首先打破了调性体系并使用新的作曲技法（十二音序列）规范并控制音乐。阿多诺认为，勋伯格的贡献是让音乐顺应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斯特拉文斯基则努力让音乐回到更为人们所接受的调性体系之内，而这事实上是一种倒退。当然，阿多诺也在本书中努力将这两个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并说明了，它们都是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幼学习音乐，熟知西方音乐史，又钻研过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形成了以社会批判理论和否定的辩证法为主线的哲学思想，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研究20世纪欧洲的新音乐，《新音乐的哲学》就是其成果之一。 本书包括三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文，早的一篇是1940—1941年写成的《勋伯格与进步》，第二篇是时隔七年之后写成的《斯特拉文斯基与倒退》，后一篇是在两篇文章结集出版时（1948年）撰写的“导论”，目的是要说明为何要选择新音乐中的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作为论述的对象、概括论述新音乐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以及《新音乐的哲学》所用的方法。 每当精神产品被遗弃并被放透到历史之中，纯粹的时间进程代替了现实事物发展的地位时，如下怀疑就得到了证实：那种精神产品并未被人们所熟悉和掌握，而且还受到了排斥。但《新音乐的哲学》所带有的锋芒却可能有...(展开全部)

这些文章完全不是构建一种小说理论；它们只是试图得出几行进展，在我看来它们是当代文学中的关键。如果我故意在许多页里用了新小说这个字眼，这并不是为了指一个流派，甚至也不是指由在相同意义上工作的作家们所指定和组成的群体；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包含了所有探寻新的小说形式、能够表达（或创造）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所有决心创造小说也就是创造人的人。这些人，他们知道，对过去形式的刻板重复不仅是荒唐和徒劳的，而且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它让我们在当前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真实状况闭起眼睛，最终是阻止我们去构建明日的世界和人类。 ——阿兰·罗伯-格里耶

这些文章完全不是构建一种小说理论；它们只是试图得出几行进展，在我看来它们是当代文学中的关键。如果我故意在许多页里用了新小说这个字眼，这并不是为了指一个流派，甚至也不是指由在相同意义上工作的作家们所指定和组成的群体；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包含了所有探寻新的小说形式、能够表达（或创造）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所有决心创造小说也就是创造人的人。这些人，他们知道，对过去形式的刻板重复不仅是荒唐和徒劳的，而且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它让我们在当前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真实状况闭起眼睛，最终是阻止我们去构建明日的世界和人类。 ——阿兰·罗伯-格里耶